慶生

在這麼一個語言和公共標示均以英語為主的國家，竟然在市中心有如此道教排場為玉皇大帝慶生，我有些驚訝。走進一看，排排座位中已有不少人入席等著太陽下山，期待夜間的歌舞表演，而台灣歌手羅時豐竟然是特別宣傳的來賓。

隔兩天，同一個城市中又有幾千位來自南印度的市民們為印度女神（Daupadi Amman's birthday, originating from Tamil Nadu）慶生，他們穿著鮮黃、豔橘的傳統服飾，赤腳走在車水馬龍的街道上，沒有一點猶豫。

街市。城市（二）: 思索香港灣仔街市的「主體保育」

(本文刊於綠雜誌 vol013.2011.10)

灣仔舊區位於中環和銅鑼灣之間，1960年代電影《蘇絲黃的世界》，乃至於去年愛情片《月滿軒尼詩》都在此取景， 透過流行文化來窺看，我們很容易被新舊交錯、東西文化碰撞的火光迷濛了視野，著迷於視覺景觀，卻忽略了灣仔百年餘來連續不斷的基層活力和常民生活，其實是街市、城市之間最重要的社會構成。

第一代灣仔街市，興建於一九五八年。
圖片來源：港島街道百年。鄭寶鴻編著。三聯出版。

當街市遇上都市更新

灣仔是香港市區重建的重點區域[1]，開港以來，灣仔在城市發展史上有其特殊地位，不同於中環﹑半山﹑山頂﹐從1850到1970年代之間一百多年﹐灣仔總是香港華人中下收入家庭聚居地，有些地方學者視灣仔為香港華人本土身份認同孕育發展的基地[2]。

1850年代的灣仔稱作「下環」，聚居不少中產階級的英國人和歐洲人，而灣仔街市建立於1858年，時為富有殖民色彩的古典建築，不過礙於地形限制，灣仔通往中環的交通十分不便。十九世紀下半葉，原來的歐洲居民逐漸搬離灣仔 ，更多華人漸漸進駐灣仔，而灣仔街市也由殖民者的購物場所，轉變為一般民眾的日常購物集散地[3]，沿著灣仔道、太原街逐漸發展出熱絡的露天市集。 1921-1931年完成東區海岸填海工程，讓灣仔舊區以北，軒尼詩道、告士打道一帶成為全新發展區域[4]。爾後，填海新生土地上興建了3６0所唐樓，城市自此發展更迅速。1937年，灣仔街市拆除後重建於對街，風格一變，呼應同時期的中環街市。

一甲子後，灣仔市集和附近的露天市集面臨市區重建帶來的挑戰。 又一波填海計畫再次改變了灣仔的都市地景脈絡。「中環填海計劃」第一期 （1996-1997） 帶動了新的灣仔發展計畫，新生地上建造了灣仔會議展覽中心、演藝中心等大型會展設施。同時期，市區重建局的前身土地發展公司則把灣仔街市納入了H9重建計畫範圍（涵蓋灣仔街市、交加街、太原街市集，宣稱將重整都市紋理，調整住商空間關係，並且把沿街發展的露天小販市集都重整收入新建的現代化灣仔街市。這不僅是單純的市場改建，需在都市空間結構再定位的層次，才能看清這一個個計畫之間的連帶關係。灣仔空間再結構為中心商業區擴張區域，其實早在1991年公佈的香港都會計畫（Metroplan）就有蛛絲馬跡。

當地方居民獲知這個重建項目時，土發公司早已收回土地並出售給發展商「華人置業」，計畫拆除灣仔街市建築體，並移除附近的太原街、交加街露天市集，預計騰空土地後發展為住商混和的高級項目。於是，1997年設置了暫時灣仔街市，臨時安置由灣仔道遷入的小販，等待H9整個計畫完成後再移到新的街市建築[5]，我們不難想像，這一路遷徙讓小販們多麼怨聲載道。

然而，已評定為三級歷史建築物的灣仔街市究竟是否應拆除重建？不少專家認為，灣仔街市是香港建築現代化初始時期的重要作品，它成功地利用三角形街角基地，設計風格簡潔適用，機械製造的建築構件﹐成為30年代灣仔區的一個重要地標，更影響了爾後二十年間的公共建築。公認灣仔街市為「流線型摩登」與「包浩斯」揉合展現的另一代表作，不該輕易拆除。

而當局解釋：「灣仔街市並未能充份利用﹐其設計亦不足以符合現時的標準...」又考慮香港仍保留有此類建築物（如中環街市），堅持將街市納入重劃計劃範圍內以利綜合重建，還標榜重建後拓寬的太原街、清空的灣仔到將更有利於車行，同時新建樓宇可隔絕皇后大道東的交通和煙塵。

太原街、交加街市集

當局否決「換地保育」方案，提出「主體保育」

此間歷經亞洲金融風暴，土發公司財務大受影響，2001年起由市區重建局取代。當時H9計畫範圍內的私人產業已完成收購，但灣仔街市以及相鄰的露天市集是否應該保存？始終充滿爭議。尤其2004年後，呼應當時灣仔喜帖街抗爭帶動重建話題，香港市民越來越關注社區文化保育。回應民意，古物諮詢委員會重提舊議，要求發展商盡可能地保存街市建築; 立法會亦成立保育小組來處理。曾有民間團體建議將灣仔劃為「特別設計區」，期待能設下建築物高度限制，優先保育區內古蹟，透過「換地」方法留下街市整體[6]。

保育聲浪中有兩種路線：注重歷史建築風貌保存者，要求盡可能地保留街市建築特色，如弧形簷篷、立面主入口、高樓底等等; 由社區經濟、社區文化角度出發者，則更為關心太原街、交加街一帶露天市集的存續。對前者來說，人的社會經濟活動不如建築形式的完整性重要，對後者來說，市集交易卻是關鍵的保育核心。

當局堅持「換地」成本過高，無法毀棄與同發展商的合約關係，上述兩種提案都被否決了。最後，提出了一個詭異的概念云「主體保育」(港英語譯作 “core element conservation”)，原來，即保留主立面外牆、主要入口、弧形簷篷和鰭形外牆、入口梯級等元素，但新的住宅大樓高達38層興建其中，矗立於舊的建築立面之上。民間保育團體則認為此方案在灣仔街市頭頂「動土」，實在「不倫不類」[7]。

灣仔街市「主體保育」將保留立面，後面建起高層住宅。

夾縫中留住了太原街、交加街小販

在原重建計畫中，太原街、交加街市集中所有小販（約158擋）都要離開太原街，遷入新建的灣仔街市。但許多小販不願搬遷。太原街、交加街已有近八十年歷史，他們的平均經營年期超過了35年[8]，有一位經營達70年之久,有部份的小販檔主已在這市集渡過了幾代的歲月，對他們來說，露天街市的存在不僅是有機活絡的商業模式，也是交織著生命記憶的文化空間。
市建局並非首次處理露天市集搬遷問題，中環租庇利街/皇后大道中的花布市場（遷至西港城）、旺角亞耆老/上海街的金魚街、雀鳥市場(遷到園圃街雀鳥公園)，前者是有名的失敗案例，後者好些，搬遷後的雀鳥公園和鄰近的花墟人潮連成一氣，尚稱宜人，然而搬遷爭議期間長達二十年，且上海街的平民城市空間，徹底為高級酒店和商場取代，推土機式的重建，無可避免地在市區中粗暴地抹去了過往的常民軌跡。目前，中環嘉咸街市集也因重建而面臨搬遷難題。

中環嘉咸街市

2006年後爭議持續，當局只得退讓重議，決定保留部分的太原街市集攤位，但位於太原街南和交加街東共86個小販則需要搬走，以便拓寬道路。當局認為此方案應可平衡各方利益。但民間眼睛雪亮，看出市集非拆不可的原因是重建後車行布局[9]，完全偏厚即將住進高級住宅的新住戶，不顧既有居民和攤商的權益。然而，再多爭議終究無法撼動最後這個折衷的方案。

尚翹豐：新的灣仔街市，消失的石水渠街

消失的何止攤販數量？事實上，整個太原街重建計畫還吃掉了一半的石水渠街長度，這條街如其名，曾經有開放水渠沿巷弄中線流動，街名（Nullah）為特有的英屬殖民地用語，源自印度，往日沿著水渠，可見家家戶戶洗衣取水。許多街坊表示，灣仔的重建工程已經拆去了太多他們熟悉的市民空間，未來應該以保育取代重建。這不僅僅是一座街市的消失，其實往年光顧市場的一眾社區居民已逐漸隨著一棟棟舊樓的拆建，離開了灣仔，因為重建造成的市區高級化，租金飆升、食肆物價也跟著漲價，許多基層租客不再能負擔居住於灣仔。十餘年來，老街坊搬走，新人搬進來，社區網絡逐漸星散。對他們來說，保存表象的風貌已經沒有意義。

Ｈ19計畫重建為尚翹豐住宅和高級化的商店

活化的意義？

不少香港市民質疑「活化(revitalization)」一詞已被當局濫用。「活化」原是後工業時代歐美城市發展的其中一個策略，面臨產業消退，人口向市郊遷移，市中心變得殘破，遂提出活化市中心的策略。然而，在香港許多向來即活潑蓬勃的街區談「活化」，反而值得爭議的。許多已完成的重建項目中顯示，市建局的干預往往只是令租金上升，讓原來商戶和居民離開，說穿了，活化的目標沒達成，只是造成都市高級化(gentrification)，許多台灣案例是否也有著類似問題？值得深思。接下來我想介紹一個美國西雅圖的市場保育案例，由太平洋對岸經驗來提供另一種思考方式。

由上而下的保育範型：美國西雅圖的派克市場(Pike Place Market）

西雅圖的派克市場入口處站著可愛的「瑞秋（Rachel）」，她是一隻市民和遊客都喜愛的銅豬，每日每年地站在市場一隅和來客致意，更負擔著籌款維持市場運作的重責大任，象徵著任何人但凡認同，都可以參與貢獻市場的保育。瑞秋旁邊就是市場內非常著名的鮮魚店，每天都可看見店內的伙計們開開心心地拋魚、歌唱，充滿朝氣的姿態成為著名的景觀。如今分店遍佈全球的星巴克咖啡，創始店其實就藏身於這個派克市場，至今仍是樸素的小店，縱然每日有不停息的遊客湧來一睹老店風采，咖啡店在蔬果魚貨市場中卻是低調得很，在歷史悠久的市集廣場中，半點不張揚。

西雅圖派克市場和「瑞秋」

派克市場位在西雅圖市中心西南方靠海處，成立於二十世紀初，自始就設下農魚生產者直接販售給消費者的原則，且建立共識，各商鋪都要維持小型規模，不希望有批發商壟斷貨品價格。西雅圖向來多移民，市場中有北歐、亞洲、義大利、俄羅斯的小商販供應不同的糕餅餐食，還有舊書店和小藝廊，更增添市集的多元文化氣息。二次世界大戰後，農業科技和交通運輸的進步大大改變了農業和零售經濟型態，四處興起的超級市場和購物中心使得派克市場一度沒落，發展商更覬覦著它位居城市中心的好地點，六零年代起即蠢蠢欲動，想要拆除市場重建更新為Pike Plaza，包括旅館、住宅、地下停車場等等。多虧了當時市民自發性的保存力量，經過民間發起「市場之友」（Friends of the Market），持續訴求保留市集的社區經濟和文化活力，成功爭取學界、政治人物的支持，阻擋原更新計畫， 於是今日我們仍見到保存完整的市場磚造建築和拱廊商街。

派克市場中強調華州本地種植的水果

民間成功地爭取保存後，改以歷史保存區的劃定（約七公畝），留下了市集的運作空間，並且還成立了派克市場歷史保存委員會來監督該區的各種發展和再利用活動，實際的管理運作則由非營利的派克市場保育及發展局（the Pike Place Market Preservation & Development Authority, PDA)[10]來推動。

保存區的運作可不只是保存歷史建築。市集再生帶來收益，再加上市政府政策挹注資金，促進了多元的社會服務結合空間再利用，包括老人與孩童照護、保險、免費醫療、社會住宅等等，即便八零年代後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導致聯邦政府福利政策大幅縮編，接手經營的派克市場基金會仍然透過募款、市場營利再分配等機制，盡可能地維持相關社會服務。目前仍有接近五佰位居民住在這一區，享用區內的老人及學前照護、食物銀行、醫療社福等資源。同時，派克市場也是遊客和市民最喜愛的西雅圖地標。如果當年派克市場拆除改建為全然商業化的旅館和辦公大樓，一次抹去歷史和社區網絡，恐怕很難企及今日它在訪客和地方社群心中的同等認同，縱使有拆除重建發展帶來的經濟利益，也很難彌補現有的社會、文化價值。

有關「保育」和「發展」需要平衡的迷思

我們常聽見這樣的論述：「保育/歷史保存是很重要，但總需優先考量城市發展，不該為了保育而阻礙城市發展。」當這把天秤隨著不同價值觀上下擺動時，或許我們該想想，有關「保育」，關鍵字不該是保存、犧牲或平衡，不應是加加減減計算式。有關城市變遷的思考，關鍵在於「城市中的人們想要如何生活？需要什麼樣的居住和生計環境？」或者該將「保育」看成一種生活邏輯，一種尊重民間活力，肯認由下而上的創造力的理念，不輕易毀棄既存的社區經濟和社區空間，不隨意抹去民間文化和社會互動的機制與歷史軌跡，循著歷史軌跡與地方智慧理路，逐步地加入新的空間使用和創意。我們也許會發現，誤把保育置於發展的對立面，只會抹煞了太多新舊混雜、創意生發的城市生命。

派克市場中來自本地的手作飾品

NOTE/

¹ 自土地發展公司(1987-2001)，乃至於今日市區重建局(2001-)已有八個重建項目。

² 中港考古研究室，[以發展促保留﹐建立和諧兼容社區 —灣仔街市存廢利弊考察 ]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ha/papers/hacb2-2817-1c.pdf

³ 可參考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May 2004, A Study on Historical and Architectural Context of Wan Chai Market, p4[online available] www.hkia.net/UserFiles/.../Central_Market_Study_Report_Final.pdf

⁴ 該次填海把摩利臣山挖出泥土堆填在軍器廠街與東角之間，填得90英畝土地，即今日告士打道一帶，重修的軒尼詩道成為主要大道之一。

⁵ 2000年為止已收購89%業權，於1999.12刊憲，影響320個住宅租戶

⁶ 灣仔街市 古物古蹟保存 公開會議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Monument/form/AAB133-minutes-chinese.pdf

⁷ 灣仔街市重建被指不倫不類

http://appledaily.atnext.com/images/apple-photos/apple/20080826/large/26la5p2a.jpg[/img]

⁸ 小販經營時間乃參考灣仔市集關注組的民間調查及口述歷史資料。

⁹ 自灣仔市建局Ｈ９發展項目(即尚翹峰)落成後，該項目有７６個住宅車位、５０個商業車位及11個公共車位，運輸署預計會令皇后大道東交通擠塞。署方認為解決方法是拆走８６個小販檔，讓車行由太原街向北行至交加街右轉向東方向，再到灣仔道右轉向南行再駛往大道東 。

¹⁰ 歷史保存委員會和PDA皆成立於1973年，後者由十二位委員負責監管，四位由市長委派，四位由華盛頓州民選，四位由委員會派任，多年來致力於促進保育派克市場為全市民共有的文化社會財。進一步資訊可參考http://www.pikeplacemarket.org/market_organizations/pda_council_committees

街市。城市: 思索香港街市保育趨勢 (一）

（本文刊登於綠雜誌 vol 012. 2011.08）

寫稿之際，我借宿於香港元朗好友的新家，第五十一樓。這大型集合住宅可容數千人，一、二樓依慣例規劃為商場，三、四層是停車場，五樓才是住戶出入的庭園平台。此處景致無敵，四目可及新界鄉郊，甚至深圳灣、深圳市區都清晰可見。不過，若需購物得步行十五分鐘以上到附近舊街市。那段路好似由雲端走入人間煙火，魚蛋、腸粉、燒肉、糕餅...越趨近街市越豐盛。

距離最近的是同益街市[1]，生鮮、蔬果，乾濕兼有，擦肩而過的人們或購物、或匆忙地前去上班或上課，或者正要到茶餐廳找老朋友吃早茶...市井擾嚷中有各樣生活步調。更有趣地是元朗多露天擺設的快炒小食，好似日日設流水席。 元朗舊區市集食肆如此活絡，也和其街道空間型態有關，這些興建於六七零年代的樓宇維持著臨接面的小單位店鋪，適合各式小生意，次要道路車行少些，多小攤販沿街擺賣，和店家也發展出相容機制。可惜地是這種空間模式已很難見於九零年代以後的新型集合住宅，多為商場、購物廊取代，見不到傳統市集才有的生活風景。

其實，東亞各歷史悠久的城市素來多為住商混和，住區旁成街成市，便利熱鬧，市民可逐日依需要買菜，毋須特意開車前往大型超市一次備足食糧，在傳統街市中，即使一個人開伙只需買少量食材，市集也提供充分彈性，只買五元菜都可以。 字面上來想，所謂「市井小民」，正是註記了街市空間和常民生活方式的親密關係，正如名作《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無他，即北宋汴河兩岸的擾攘市集街景。

俯瞰元朗及深圳灣

我們或可看待「街市」為非正式經濟和正式經濟體系接軌互動的邊境，小有規模的專營店鋪，也有小販擺賣各式生活物品，提供了多元經濟模式，更聯繫了多樣的生產和供給網絡。在美國近年復興的「農夫市集」，某方面來說，正有意再創此般街市生態。市集在台港都有悠長歷史，只是在城市現代化過程中，治理者多好以公立市場建築來取代露天市集，著眼管理方便和公共衛生，視之為城市進步象徵，然而露天市場始終不能完全被取代，許多案例都顯示著，硬要把傳統市集改造為現代化市場並非易事。

跳出框框：街市改建是都市發展課題

其實我們需要跳出「市場」的框框來看待市集和城市發展。考察街市興衰，往往有關街區整體變化、城市發展重心的移動，居民組成的改變連帶其購物習慣、生活路徑、居住空間型態等，息息相關。我們應在一個活生生的都市脈絡中來理解街市之存續，否則不管如何構思重建或保育市場，都註定要事備功半。

元朗街市一景

在香港，早在時稱維多利亞市的城區發展完備之前，華人居住地區已經發展出露天市集，沿街帶狀發展，成行成市。 公營街市建築則多於十九世紀英國殖民時期設置，以便殖民政府管理，隨城區土地擴張，不少街市建築在一九三零年代陸續改建，中環街市和灣仔街市即為二例。

到了九零年代，香港的經濟體系和城市空間結構已有偌大改變，港島市中心商業區漸趨擴大，居民漸漸搬出了城中心[2]。在這脈絡下看街市改建背後的驅動力，重點已不在於探究單棟街市建築之使用是否合乎需求，而是市區土地使用檢討和市區再發展的方向。當近年來眾說紛紜爭議是否該保育中環街市、灣仔街市，許多辯論圍繞著建築硬體是否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卻少有人就城市紋理變化來反省，更鮮少考慮街市在社區經濟所扮演的角色。其實，保育街市，實在是一個都市課題。

元朗街市食肆

為什麼而「保育」？

「保育」是近年香港都市空間爭議的關鍵字。在台灣多使用「歷史建築再利用」、古蹟保存等概念，或者近兩三年流行的「都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香港所謂「保育」（conservation），特別強調有別於古蹟保存(monument preservation)，主要由發展局及轄下市區重建局推動，在重建框架中選擇性的保存、活化歷史建築。各項保育計畫乃回應近年香港市民社會批評城市再發展忽視「集體回憶」、「本土文化」，而公部門端出新政策語言，同時持續宣示「發展和保育需要平衡」，彷彿有座天秤，可指導都市再發展過程。究竟「保育」是什麼？其政策概念並不清晰明確，公私部門各有解讀，最終還是掌握權力的人們來賦予定義，往往是「為當下而保育」[3]，而到底為了一個什麼樣的「當下」？達到共識並不容易。

終於，2009年起，香港當局大力宣告其「保育中環」[4]的決心，推出中環八項保育計畫[5]，其中一項備受矚目的就是中環街市保育，且當局進一步宣稱中環街市絕對「純保育」，有別於灣仔街市之「主體保育」。值得提醒的是，不管哪一項計畫，其保育對象都是「街市建築」，並非構成街市活力的常民市集活動。

高級化乃至於無法分辨古蹟或商場的Heritage 1881

其實，「純保育」之宣示，乃回應幾年來香港保育案例多惹來高級化之批評，例如灣仔和昌大押變了大押酒吧(the Pawn)，而尖沙咀潛水警總部則成為高級的商場酒店(Heritage 1881)。於是，為了弭平市民爭議，當局強調在中環街市的絕對不會重蹈覆轍，當局會不計盈虧的推行保育，即「純保育」一說，這聽來詭異的政策語言究竟包裝著什麼樣的空間內涵呢？以下將討論其推動過程相關的爭論，至於灣仔的「主體保育」則待後期另談。

「純保育」：中環街市，城中綠洲

今日中環遍是時尚旗艦店或金融大廈，遊客隨扶手梯上升至半山，領會王家衛電影「重慶森林」的空間經驗，探訪洋溢異國風情的蘭桂坊，至於沉寂多年的中環街市則多半不在遊人地圖中，更不容易去想像百年前，中環沿海也曾是成片的住宅聚落。
十九世紀中以前的中環街市以南一帶多為華人居住，華人開設「廣州市場」於金鐘高等法院現址。直到一八四三年，殖民政府要求華人遷到太平山區，只許歐洲人士住在中區，劇烈地改變了市區生態。十八世紀中葉後， 歐洲居民漸漸往半山及山頂搬遷，歧視性的居住限制也解除，部分富裕華人才回遷中區。英人把廣州市場遷到現址並改名為「中環街市」。一九三七年，中環街市改建[6]，由時興的包浩斯風格取代了古典樣式，更強調功能和通風採光，形於外則是簡潔流暢的現代流線型立面[7]，天花特高，空間開放，可容納至少兩百個攤檔。

此後，中環街市成為中區最重要的市場，七零年代時號稱為「東南亞最大肉品市場」。然隨香港經濟在八零年代後急速銳變，半山以下的中環漸漸由一個住商混和的城市中心，轉變為金融商業主導的商貿區，中環街市也慢慢地失去了最重要的居民常客，生意漸淡。時至九零年代，中環街市一部分改作中環購物廊，成為半山自動扶梯的起點，終於在二零零三年正式畫下句點。

暫時披上綠衣的中環街市

曾經，當局打算要拆除中環街市，清出這中環僅存的發展土地，出售給私人開發為高級辦公大廈。該計畫引起反對聲浪，2005年香港建築師學會發表一研究報告[8]，指出街市見證了一百六十年的廣州市場、中環街市變化，且是該類型建築的僅存案例[9]，具有重要建築史價值。市民團體也陸續表達應保留中環街市，到了2009年，香港政府讓步，並高調地確認取消拍賣中環街市拆建計畫，宣布將保育街市，交由市區重建局來主導活用計畫。在此之前(2005-2009)，有關天星碼頭、皇后碼頭、灣仔喜帖街保育爭議已是滿城風雨，當局未曾接受居民提議而改變工程，因而中環街市終獲保育，在城市規劃上確是重要一章。

然而，此後的保育計畫進展卻讓關注者一再失望，發展局定調要將中環街市活化為「城中綠洲（urban oasis）」[10]，並成立社區諮詢委員會，委託市調機構進行全港性調查，結果反映市民最期望「城中綠洲」能讓密不通風的中環多些綠意和呼吸，作為大眾化休閒空間，尤其反對再造一間過度氾濫於香港的高級商場。一度媒體還抱導台灣的誠品書店有意進軍中環街市，但無下文。

爾後，當局邀請四間專業設計公司提出不同參考方案，從干預改變最少乃至於大幅改造的空間設計提案，測試市民的期待，希望能藉由全港性諮詢徵得共識。我曾出席公眾簡報會議，也瀏覽方案展示，明顯地，各提案都試圖「打開」街市，讓建築物理環境更流通舒爽，利用綠化景觀打造市中心綠點，個別差異僅在於細節手法，以及空間改造之強度。然而，沒有一個方案能提出具有說服力的空間計畫和營運計畫，很難讓人具體想像市民將如何使用這個街市--除了買東西和吃東西。一個新的街市有什麼樣的空間意涵？和當代城市有什麼關係？包浩斯主張的「形式源自功能」如何在保育計畫中重新詮釋？都沒有談清，只見設計方案皆強調細心維護包浩斯樣式之建築特徵。

中環街市內部現況

「公眾參與」怎麼玩？

有團隊提出了屋頂泳池和跑道的構想，新鮮大膽，問起想法緣由，建築師表示：「只要香港人要什麼，我們就給什麼。」這說法老實地點出了當下香港城市規劃面對公眾的態度。「公眾諮詢」在這七百萬人的大都會中成了非常抽象的概念，當局和設計者迎合民粹式的票箱意見，但其實沒有具體回應香港複雜的都會人口及城市生活。普羅大眾如何生活？他們吃什麼、走得多快？他們會如遊客一般地來到中環街市，還登上屋頂游泳或慢跑嗎？這些基本的問題都沒有處理。若是真要由下而上的再思中環街市，與其挾抽象的「公共」來合理化提案，設計團隊或許應更具體地考慮有血肉、有感覺、有需求的社群，在真實的環境脈絡中展開公眾討論，由參與市民一齊挑起城市政治、空間倫理上的責任。以中環來看，二十一世紀的街市首先需面對的問題是消失的居民，以及越來越多走馬看花的遊客，至於中環辦公大樓內的上班族，則忙得昏天暗地，鮮少參與公共生活。

有些長期關注城市規劃的人士批評，這些方案就像「大花籃」，華麗燦目，其實是一盤沒有組織好的水果鮮花，讓人無從揀選。甚至有專業者指出中環街市時至今日已不值得保育，認為一棟街市的改造，不可能對於城市的通風和生態問題起得了大作用。與其活化一個不能救活的街市和中環CBD，不如保留尚有綠意生命的政府山[11]，拆了街市，把政府山要發展的容積都移轉到中環街市基地[12]。當然，如此建議實在過於跳躍，然而，這質疑提醒了一個關鍵問題：城市中的生態環境問題，確實不是綠化一棟建築物即能大幅改善的，中環的發展密度、高度失控、街道可行性消失也非一日之寒。如果沒有整合性的考慮城市空間結構性的規劃問題，儘管有「城中綠洲」一片美意，終究只是一個裝飾性的空間，如同花籃。

公眾諮詢展覽的方案模型之一

美好的街/城市：自發自為的民間活力

去年上海世博結束後，「智慧的長河─會『動』的《清明上河圖》」繼續到香港展出，作家董啟章曾批評「在香港我們早就論及街道生活的消失，代之以完全掩蔽於戶內的商場和通道。《清明上河圖》的美好街道生活圖景對我們來說是個『時宜相合』的諷刺。這不但是硬件上的城市景觀的問題，而是民間生活的本質的問題。地產霸權和官方政策合力，在市區重建和郊區發展方面也逐步把原有的民間生活空間剷除。」[13] 他認為《清明上河圖》之所以美好，是因為那城市光景中有市民生活的悠閒、多元多樣的城市經濟和民俗展演，「在在表現出一種對日常生活的自信和自得，也顯現出一種自發性的（並非由上而下的）和諧。」或許，借董的評語來思考，不論是香港中環街市的未來，或是在台灣屢屢碰壁的市場改建/保存經驗，當下的城市人們，需要對城市生活和街市有更貼近城市生活的全新理解和參與，我們才有機會展開屬於當代的清明上河圖。

中環街市附近嘉咸街一景：過去的露天市集有許多綠色木製攤檔設施，
配上風行多年的橘色照明燈，別有民間風采

Note: 

¹ 港稱「市場」為街市，語言上更清晰地點出傳統市集和街道的關係。

² 新的中心商業區(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在香港都會計畫(Metroplan)已定，該計畫制定於1991年。

³ 葉蔭聰(2010)。為當下懷舊: 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⁴ 可參考香港特首施政報告(2009/10)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9-10/chi/p53.html

⁵ 可參考發展局「保育中環」專頁，介紹包括前法國海外傳道會大樓、中環新海濱、美利樓、中環街市、荷里活道已婚警察宿舍、政府合署、中區警署建築群、聖公會建築群等各項計畫。

http://www.devb.gov.hk/tc/issues_in_focus/conserving_central/index.html

⁶ 負責設計中環街市乃港英殖民政府工務署（Public Works Department），全由英藉建築師及工程師組成，而一九三○年代正是包浩斯及國際樣式盛行於歐美等地盛行之際。

⁷ 「現代流線型樣式(Streamlined Modern)」盛行於二十世紀二零-四零年代的歐美，建築、家具設計、工業設計都可見其影響。一般來說，設計上減少裝飾性元素，注重對稱性配置，在輪廓上呈現簡潔明快的流線之美，常使用水平帶狀出檐或陽台來強化該特質，中環街市和灣仔街市都是典範作品。

⁸ 香港建築師學會 ，2005。中環街市之歷史及建築研究。 http://www.arch.cuhk.edu.hk/server2/resch/livearch/news/central_market/central_market_report_hkia.pdf

⁹ 灣仔街市是另一個代表案例，但早為市區重建計畫納入拆建計畫，細節可參考下一期專文。

¹⁰ 有關各方案可參考「城中綠洲」計畫官網 www.centraloasis.org.hk

¹¹ 「政府山」(Government Hill)素來為政府單位、宗教機構所在地，公認具有重要政治、歷史、宗教意義。當局於2010年9月公布中區政府合署建築群保育計劃，保留部分相連的政府總部中座和東座大樓，西座大樓則改建為公共休憩用地、商業大廈、購物中心，是另一項備受爭議的計畫。

¹² Oren Tatcher,12 April, 2011.You can't turn a concrete block into an urban oasis by, published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ren Tatcher is an architect and a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Urban Design.

¹³ 董啟章，（2010年，11月23日）《清明上河圖》的反諷-民間社會如何被偷龍轉鳳？明報世紀版。

信仰的界線

新加坡文化混雜並置處處可見，然最讓我難忘的是這印度教興都廟門前，見幾位華人持香祭拜，卻不入內；廟內有印度裔人們以傳統方式叩拜，廟內的香料分子靜靜沈落，絲毫不受外頭的香煙繚繞影響。門裡門外，一派自然，數千年前宗教之間的古老聯繫，似乎在氣味的混雜中，奇妙地界定出新的關係和界線。

同在雅柏路（Albert Mall）上，相鄰不到三十公尺有香火鼎盛的觀音廟。哪些人來求願呢？他們從那兒來呢？我真好奇。

熱帶的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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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方面來說都離台灣不算遠的國家，我也不知道新加坡經驗何以來得如此晚。抵達以後，赤道的陽光燦爛不讓人意外，城市中文化混雜之難分解卻讓我有些驚奇。新加坡對於四面八方來匯的人來說，真是個「國家」嗎？「國」和「家」的連結是這麼自然的嗎？我還沒有清晰的思路，只是此刻回到秋天冷列的台北，有點想念那茂盛多樣的綠。

誰嘆息

八月底九月初，我參加了一個國科會調研計畫，在深圳龍華富士康工廠周邊待了十天，和同行的六個女性研究者一起調查周邊城中村的工人居住生活。周邊城中村不下十個，我們主要待在北門、南門的四個村子，這些村內每個都有數萬工人居住，八成以上是富士康工人。

那一趟給我不小的衝擊。我因為自己的論文研究私心，想多了解深圳地區外來打工者的流動，於是應邀參與了這個短期調研，看到、體驗到的卻是遠遠多過我所期待。

回來後才不過一個月，再次前往龍華的Ｈ從田野中捎信給我，說是富士康周圍那可口的水餃小店已不勝店租上漲關門，只有單手能下廚的河南老闆已經款包袱回鄉去；

不願隨分流內遷的年輕媽媽普工依然擔心著工作，家鄉還有女兒嗷嗷待哺；

另一對普工夫妻的小女兒依然多病...他們的生活依舊困難，蘋果的股價漲跌也好，都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

一面整理筆記，一面聽到他們問起我這缺席的研究者，坐在桌前我只覺這世界實在太崎嶇不平。前幾天全世界似乎都為了賈先生而悲傷惋惜，但更令人難過的是，那些萍水相逢的臉孔，那些流離疲倦的打工足跡，始終都在發展的光輝下失去了顏色，可沒有人低眉嘆息。